梁山好汉们最终接受了招安春安配资，参与了多场重大战役，包括破辽国、攻打田虎、灭掉王庆。三次战斗中，尽管他们成功击败敌人，但却也付出了一定代价，损失了不少兵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与田虎和王庆的交锋中，梁山的头领们还收获了不少新的人才，许多高强的武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尤其是通过这些战役，他们的队伍规模和战斗力都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头领人数也随之增长。
然而，尽管梁山好汉们在前三次战斗中侥幸生还，面对方腊的战役时，他们的损失却异常惨重。最终回到朝廷，宋江等人的封赏并不丰厚。事实上，最后受封的只有十二位天罡正将和十五位地煞副将，恰好占了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四分之一。虽然这批好汉的威名早已传遍天下，但这些战斗的结果却依然不容忽视。
展开剩余75%当战事终于平息，宋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红官袍，头戴长翅乌纱帽。对于熟悉宋代官员服饰制度的读者来说，这一服饰的选择意味着宋江已被任命为较高等级的官员。在宋朝，官员的品级越高，帽翅越长，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其他人保持更远的距离，并且在上朝和办公时占据更大的空间。然而，尽管宋江的红袍显得不失威仪，但这并不是宋代官员服饰中的顶级色彩。
根据《宋史·卷一百五十三·志第一百六·舆服五》记载，宋朝的官员服饰等级有严格的划分：三品以上穿紫袍，五品以上穿朱袍，七品以上穿绿袍，九品以上穿青袍。自宋神宗熙宁元年以后，四品官员也可以穿紫袍，六品以上官员也可以穿红袍。换句话说春安配资，梁山三巨头宋江、卢俊义和吴用的官职，都在五六品之间，相当于知府或知州。虽然他们有了正式的官职，但与大名府的梁世杰等高官相比，仍有不小的差距——梁世杰作为“中书侍郎”外放至大名府留守司，他的官职至少是副部级，远比宋江等人的职务高。
宋代的官职系统非常严密且等级分明。朝廷的核心机构包括三师、三公、宰执等多个重要部门，另有枢密院、宣徽院等军事和文官机构，六部尚书则是正三品，侍郎是从三品。比如当时的公相蔡京和媪相童贯，他们分别担任了正一品的宰相职务。然而，虽然蔡京在政治上占据高位，但与童贯相比，他的权力却受到一定限制。童贯不仅官职高，还因其军功获得了更高的爵位，甚至被尊称为“童殿下”。与此相对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等梁山好汉的官职，实在算不上顶级，最高不过四品，还远不到三品。
即使宋江获得了“武德大夫”和“楚州安抚使”之职，卢俊义成为“武功大夫”，吴用则担任了“武胜军承宣使”，这些头衔虽有威慑力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实权。对比他们，其他一些高官如秦明或梁山其他头领的职务，似乎更具实际操作性。例如秦明当青州指挥使时，宋江多次称呼他为“总管”，但实际上总管的地位要比“都总管”低一级，后者才是更高的军职。
关于梁山的这些头领，宋江、卢俊义和吴用所担任的“都总管”和“副总管”职务，实际上只是虚职，真正的实权并不在他们手中。宋代的军队分为禁军、厢军和土兵三类，而这些梁山好汉大多属于厢军，其职位类似于现代的副职指挥官。虽然他们的职务在某些方面显得高大上，但与真正的军事指挥官相比，仍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即便是吴用，虽然被任命为“承宣使”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职务在军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但实际上他的官职仍属于虚职。
更为复杂的是，宋江和卢俊义等人，尽管在梁山义军中是“二把手”，但朝廷对他们的安排并不容乐观。这些职务虽然看似高贵，实则是为了控制和防范梁山好汉的潜在威胁。宋江、卢俊义等人的实际权力，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，他们的地位和职责远不及真正的朝廷高官。
最终，尽管梁山好汉通过招安获得了一定的官职，他们的军事地位与政治地位，仍远未达到真正的高层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等人的官职与军权，依然受到朝廷的制约和限制，虽然名义上受封，但实际上仍然处于从属地位。那么，在您看来，梁山三巨头和其他头领的官职是否过高，是否符合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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